姜永安

《伤逝的肖像-中国“慰安妇”写真》的创作初始并不是针对十二届全国美展而创作的作品，实际上是我这几年来在“肖像”这个课题探索上的一个主题性作品形式的呈现，是前期构思“慰安妇”系列创作题材的浓缩。2010年我从中国美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一个偶然，接触到人文学院苏智良教授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史料研究，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创立首家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这是继汉城、东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慰安妇”纪念资料馆。当你面对图像文献时，那种震动彻底击溃你对“慰安妇”这个名词原有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垂暮老人的形象与表情，时间在其脸上风化了受难的人生，直视面孔的惊遽瞬间变成返观的愧疚，这些“人证”大多已故去，耄耋之年尚在世者已寥寥无几。这是一群近乎漠视的生命；也是一部正在消逝的国难史，由此便有了这个创作的情感发生。初稿是由42幅中国“慰安妇”头像（根据当时所存影像可考）横列组成的长卷，后因2012年江苏省国画院调动事宜而耽搁。

早在1989年我的本科毕业创作曾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之后也入选过第九届全国美展，都是工笔的作品。对于国展，一直觉得不是自己的强项，也逐渐少有参与，转而专注于在水墨语言上的个人探索。从学院到画院，这个转身意味着体制内的国展成为画院画家的职责与创作常态。江苏的创作底蕴深厚、人才济济，十二届全国美展自上而下地得到重视，初来乍到，倍感压力。按既往经验，全国美展的作品给我们的印象大多题材应景、体量庞大、制作精细，故大家多从此处思忖，往往不惜消弱画家个人语言图式的以一贯之。开始我也以此思维惯式斟酌了几个草图，然总觉隔靴搔痒，不足激发。一次草图观摩时，院长周京新先生提倡全国美展创作构思应摈弃俗识，取己所长依守个人绘画真诚。这对我很具启发，我一直觉得真实的作品源于画家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承担，这应是创作者全部的专注，除此之外的物物皆是作品的衍生，包括奖项，不应是创作者的心思所在。观历届美展，我们很难厘清获奖者云云，然而我们却一直记得那些激活心灵的作品。画一张想画的画，把自己叠印进去才是正道。由之，“慰安妇”的创作意欲再次涌动，《伤逝的肖像-中国“慰安妇”写真》因之而成。在此之前，“慰安妇”的题材无人涉足，我的意思是没有人以直面个体的方式来触摸这些悲凉的生命，这的确是一个悲哀！我是带着羞愧的情感完成这件作品的。因为尺幅规格的约制，作品浓缩到25位中国“慰安妇”的面孔写真，以罗列拼接的肖像册形制构成一种纪念性的视觉意味，而作品下端残旧不全的头像则隐喻“伤逝”的生命以及更多远离我们记忆的受难者。

我把对每个面孔的写真过程都视作一次精神交流，用笔墨的穿越来阅读她们被命运皱褶的肌肤与凄戾的目光，与每一张面孔的交互都会是对一个生命境遇的恤问，由此获得不同的形象意味和成像形式，所以笔墨是随情绪张弛、抒写，多少还有些粗略毛糙，而我觉得正是这种不假修饰的书写才能抵抗呆板的描摹程式、避免空洞的肖似。肖像，不只是肖像，也是叙事。面孔是直接而简劲的形象词汇，然正因于你的注视她才充满话语。尽管作品完成后得到大家的认同，但荣誉的持续发酵却不断挤压出我强烈的谦惜，相较于25位中国“慰安妇”的人生，这是一件迟到而细弱的创作；相比当下学者与摄影家的人文视域，我们画家对历史与社会的观看是残缺的。我想，在今天，娱乐与犬儒充斥耳目、迂癖与风情弥漫日常的现实中，我们的视觉生活忽略了对生命苦楚的沉思与介入。如果绘画是一种知识或力量，那它就应该具有一种良知和关怀。创作期间，适逢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相关资料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活动，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次巧合。

最后特别感谢周京新先生对我创作的关切与建议，同时也感谢高云先生、宋玉麟先生以及画院同仁的鼓励与帮助。